微生物院士病毒学家----高尚荫      （Shangmeng Gao   1909-1989）       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教育家。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病毒学研究机构和我国第一个微生物专业、第一个病毒学专业。１９５８年完成的“培养家蚕脓病病毒的组织培养方法研究”是无脊椎动物组织培养和昆虫病毒研究中的开创性工作，所著《昆虫病毒理论及应用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０９年３月３日，高尚荫出生在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的一个书香世家。高尚荫７岁那年，进入他父亲办的一所乡间小学接受启蒙教育。１９２６年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主修课是生物学，选修课是化学。他学习努力刻苦，对任何问题都喜欢追根溯源。他博览群书，在图书馆中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于生物学科的书籍更是如获至宝。这为他尔后献身于生命科学，成为著名的病毒学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石。１９３０年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理学士学位。同年，２１岁的高尚荫由一位旅美亲戚的介绍，获得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劳林斯大学的奖学金赴美国学习。在劳林斯大学，他各科成绩优秀，免修了很多课程，１年后就获得了文学士学位。１９３１年秋，高尚荫转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头两年通过在实验室协助教授们工作以获得维持生活的费用。１９３３年，在美国著名原生动物学家Ｌ．Ｌ．Ｗｏｏｄｒｕｆｆ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３５年初，他的毕业论文“草履虫伸缩泡的生理研究”提前完成，在答辩过程中受到导师和专家们的好评，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高尚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几位美国朋友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可是他想得更多的是贫穷落后的祖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的儿女。１９３５年２月，高尚荫等不及５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就提前离开耶鲁大学来到了欧洲，为的是利用回国前的宝贵时间学习和接触更多的先进技术，更全面地考察了解发达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现状，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事短期科学研究。        １９３５年８月，年仅２６岁的高尚荫回到了祖国，受聘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成为该校当时最年轻的教授。１９３７年武汉大学因抗日战争迁至四川乐山，１９４５年迁回武汉。从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５年，他先后讲授过普通生物学、原生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微生物学、土壤微生物学等课程，其中普通生物学由他连续讲授了１０年。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助手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工作，中午总是在实验室吃点自备的干粮。在教学、科研经费极度困难和工作环境很差的条件下，不知疲倦地工作，先后在《中国生理学杂志》、《武汉大学学报》、《新农业科学》等国内刊物及《德国原生动物杂志》、《科学》等国外刊物上发表了有关原生动物生理学和微生物固氮菌方面的研究论文２０余篇。１９３７年，高尚荫与本校女教师刘年翠结婚。这一结合不仅使高尚荫在生活上得到了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而且在科学事业上也得到了一位得力助手。        １９４５年，高尚荫获得校方同意，利用两年学术休假的时间，作为洛氏医学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第二次去美国。在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Ｗ．Ｍ．斯坦利（Ｓｔａｎｌｅｙ）的实验室从事病毒学研究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病毒学研究领域中的近半个世纪的奋斗。１９４７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病毒学研究室，这是我国最早开展病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之一。       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市解放，军管会接管了武汉大学。此后不久，高尚荫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会后，中央组织科学家们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他们跑遍了东北三省，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高尚荫亲眼看到了工厂努力恢复生产，农村搞土地改革，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热气腾腾的景象。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决心跟共产党走，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这次北上，使高尚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他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外，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每当谈起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情景时，他总是格外地感慨：“党是如此重视知识分子，如此重视我们为之献身的科学、教育事业，我感到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我们是在为祖国、为人民办大学，因此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工作成绩斐然，１９５１年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和模范教工，１９５２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６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孜孜追求的理想。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工作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以后，高尚荫一直致力于微生物学和病毒学教学，亲自为本科生主讲基础课，积极招收、培养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层次的专门人才。组织和主持了“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肿瘤病毒病因及其转化机制”等重大科研项目，先后在中、美、英、德、捷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１１０多篇，出版了《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等专著四部和《伊万诺夫斯基生平及其科学活动》译著一部，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高尚荫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病毒学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和病毒学研究所所长。１９８０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曾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主任、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武汉分院副院长。他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副组长、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病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尚荫还是《病毒学杂志》、教育部《自然科学学报》、《生物学报》以及《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和《病毒学报》顾问，并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病毒学报》编委。长期以来，他还担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包括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湖北省对外友协副会长。在国际上，他是美国西格马自然科学学会荣誉会员，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学会终身会员。１９８１年，美国劳林斯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他先后９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访问和考察，与美国、瑞典、日本、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１０几个国家的学术界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为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发展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病毒学家----黄祯祥（Zhenxiang Huang  1910-1987）         毕生致力于医学病毒学研究及人才培养，在世界上首创病毒体外培养新技术，为世界病毒学界所公认，为现代病毒学奠定了基础。对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等病毒性传染病的病原、流行规律、免疫诊断、发病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指导了疫苗研制等多方面工作，为我国的病毒性传染病的控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祯祥，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良好的家庭环境使他养成了好读书求知识的习惯。１９２６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医学最高学府北平协和医学院，接受了严格的医学教育。他于１９３４年毕业后，担任了北平协和医院内科医生。北平协和医院是当年中国条件最好、最有权威的医学机构，黄祯祥在这里整整工作了８年。他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而且培养了善于观察、发现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期间，他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关于白喉杆菌及其免疫的论文，受到了美国医学杂志的重视。青年时期的黄祯祥，凭着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实的医学基础，在对霍乱、链球菌感染、鼠疫等方面的研究上多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黄祯祥的才华受到了协和医院的器重，１９４１年被选送到美国留学。        黄祯祥在美国期间，首创了引起世界病毒学界瞩目的病毒体外培养新技术，为现代病毒学奠定了基础。这时，日本侵略军仍在蹂躏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关头，他毅然谢绝了美国方面的一再挽留，于１９４３年末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返回了祖国，到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任医理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北平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       北平解放前夕，他选择了留下来等待新中国诞生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祯祥的专业特长开始得以发挥。尽管当时经费少，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展病毒研究的条件，而人民政府尽力为他添置了科研设备，配备了助手，他开始着手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肝炎等病毒的研究工作。黄祯祥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的病毒学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抗美援朝时期，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我国东北和朝鲜前线进行调查，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黄祯祥先后出访过苏联、罗马尼亚、荷兰、埃及、法国、菲律宾、美国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１９８３年他率中国微生物专家代表团应邀赴美国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微生物学大会，在美国丹顿市被授予该城的“金钥匙”和“荣誉市民”称号。         黄祯祥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他是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会员、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合办的《病毒学杂志》编委，还担任美国《国际病毒学杂志》、《传染病学论丛》杂志的编委。１９８３年他被选为美国传染病学会名誉委员。         黄祯祥热心我国医学病毒学事业，他倡议和创建了中华医学会病毒学会，创办了《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前身）。他先后主编了《医学病毒学总论》、《常见病毒病实验技术》、《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病毒学》等书。在他晚年生病住院期间还主持编写了《医学病毒学基础及实验技术》、《医学病毒学词典》。         黄祯祥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热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又勇于创新。１９８５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正当他以极大的干劲带领研究人员投入新课题病毒免疫治疗肿瘤研究。        首创病毒培养新技术。       本世纪初，国际上对病毒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病毒的工作还很不成熟，方法也很落后。由于病毒是微生物中最小的生物，当时检测病毒存在与否，需要通过对动物注射含病毒物，观察动物发病或死亡来判断，显然这种方法是十分原始的。病毒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它没有自己的酶系统，需要寄生在活细胞内，因而一般的微生物培养基不能使病毒繁殖和生存。病毒的这两个特性加大了寻找培养病毒新技术的难度。病毒培养是病毒研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可以说没有病毒培养新技术的建立，也就没有病毒研究的突破和发展。因此，许多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为此苦苦探索了几十年。         １９４３年黄祯祥在美国发表了《西方马脑炎病毒在组织培养上滴定和中和作用的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论文立即引起举世瞩目，并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        这一新技术概括为：第一步，用人为的方法将动物组织经过处理消化成单层细胞，并给这种细胞以一定的营养成分使其在试管内存活。第二步，将病毒接种在这种细胞内，经过一段时间，细胞就会出现一系列病理改变。观察者只要用普通显微镜观察细胞有无病变，即可间接判断有无病毒的繁殖。        这项新技术把病毒培养从实验动物和鸡胚的“动物水平”，提高到体外组织培养的“细胞水平”。也正是这项技术的建立，拓宽了国际上病毒学家的思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病毒学者采用或改良了这一技术，成功地发现了许多病毒性疾病的病原，分离出许多新病毒。５０年代，美国著名病毒学家Ｅ．恩德斯（Ｅ．Ｅｎｄｅｒｓ）获得诺贝尔奖金，就是在采用了黄祯祥这一技术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美国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各版的《世界名人录》，称黄祯祥这一技术为现代病毒学奠定了基础。        病毒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病毒学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分子病毒学水平，黄祯祥所发现的这一新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找到比这一技术更先进的病毒体外培养的方法。这一新技术至今还广泛应用于病毒性疾病的疫苗研制、诊断试剂的生产和病毒单克隆抗体、基因工程等高技术研究领域。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这种技术分离了诸如流行性出血热、麻疹、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引起震动的艾滋病病毒也是采用组织培养这一技术分离得到的。病毒学家----朱既明（Jiming Zhu 1917.9.12-1998.1.6）         1917年8月26日生于江苏宜兴。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5－1948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病毒学报》主编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1942年发现我国“小川型”与“稻叶型”霍乱弧菌同时流行；1943-945年研制成功青霉素，这是我国研究抗生素的开端；1949-950年在英国发现流感病毒丝状体，并首次在试管中将一个动物病毒(流感病毒)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亚单位；1949年发现流感病毒的  β抑制素，被命名为“朱氏抑制素”；1959年又发现了Y抑制素；1957、1968及1977年发现了引起世界性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的三个亚型；1958-960年查明婴儿中毒性肺炎的病原(3型、7型腺病毒)；1957-1963年研制成功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1974-984年发现并研究了存在于自然界的毒力减弱的温度敏感株流感病毒；1981?988年领导并参与研制成功乙型肝炎哺乳动物细胞基因工程疫苗。发表论著170余篇。                 自述        1939年我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在卫生科当助教。8月随校由上海迁往昆明，接着与黄子方教授等一起到曲靖县开办“卫生实验区”，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村卫生事业，但不久就发现，在国民党官僚士绅的黑暗腐败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任何有益的卫生工作。特别触目惊心的是1940年春，我接触了一个病兵医院。那是国民党政府以抗日名义抓来的壮丁，由于饥饿和虐待，中途病例，收容在一个大庙中，约有100多人。他们躺在大殿的稻草里，衣衫褴缕，长满虱子，有的骨瘦如柴，有的浮肿溃烂，天井和厕所里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几个裸露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我们为这些病兵募捐了几百条毯子，并送去豆浆、豆饼以改善营养，但不久发现毯子被官长收去了，豆浆大部分被官长的勤务兵订去了。在事实的教育下，我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反感，心想不如学一门科学独善其身。        我在大学学习时就对微生物学颇感兴趣，于是1940年秋我参加了汤飞凡先生主持的昆明中央防疫处工作。这是一个生产生物制品的单位，就是解放后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前身。由于汤先生很重视科研，我大部分时间得以从事科研，青霉素的研制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1944年，我考取了“庚款”留英，次年8月经印度前往英国。途中传来了抗战胜利和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大家雀跃欢呼，以为和平建国的机遇终于来到了。留英的五年中前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两年在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工作。这两处都是英国学术人才密集的地方。我所从事的课题：一个是病毒血凝素与细胞受体的作用；另一个是应用电镜和裂解病毒技术研究病毒结构，在当时堪称前沿。通过这些工作和一些科学家之间的交往，我对基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几年也是我思想激烈动荡的时期。国内全面内战爆发，我殷切期望的和平建国幻想破灭了。家中二弟身患重病，三弟失学，生活十分困难。国难家愁促使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留学生活动。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也积极准备回国工作。        1950年初，汤飞凡先生写信邀请我回国到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解放后的生物制品所兼有生产、研究两重任务，但以生产为主。由于新中国初创之期，遍地疫病流行，生物制品确实很重要，故同意了，但同时提出希望几年后能回到基础研究岗位上去。那年11月我携爱人和两岁的儿子回到祖国，心情无比振奋，赋了一首小诗：            “乍闻解放喜气生，             欢欣鼓舞计归程，            娇儿不识祖国事，            爱听秧歌腰鼓声。”        当时没有想到，我在生物制品单位一干就是十三个年头。回国后卫生部准备建立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主持乏人，要调我去担任建所工作。我的心情很矛盾，但还是同意借调两年。1952年底我从东北参加反细菌战工作归来，回到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建立第二研究室。我与几个青年同心协力，日夜奋战，经过两年多，不但初具科研条件，而且在流感和仙台病毒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1955年卫生部又调我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任副所长。长春所原来是日伪时期的厚生研究所，解放后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先后离去，中层骨干大都是从解放区招收的知识青年，到50年代中期，与其他生物研究所相比就显得落后了。在这种形势下，要完成生产任务，逐步建立起科研基础，比建立检定所更为艰巨。但那时经过几年学习，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已深入脑际，在推辞不许的情况下，我还是去了。1957年起病毒研究室成立，由我兼任室主任。在长春八年中，在领导支持和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绩。甲2型流感病毒的发现，小儿腺病毒肺炎病原的研究和麻疹活疫苗的研制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但是，我始终没有忘情于基础性研究。         196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病毒学研究所，我奉命调回北京任负责科研的副所长。工作还没有充分展开，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当然很难开展有学术水平的科研工作。但从1974年起，我仍然结合流感疫苗的研制开展了病毒自然温度敏感株的遗传学研究。这项研究给我以一些启迪。下放劳动和巡回医疗之余，也给我以冷静思索的机会：中国的医学病毒学究竞应该走什么道路?显然，在医学这样一个应用性很强但又很复杂的领域里，单纯追求科学前沿，脱离中国防治疾病的实际，或者企图应用简单落后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复杂的医学问题，都是行不通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防治疾病结合起来。        1972年我综述了国外病毒学进展，看到国际上已进入分子病毒学时代。1978年我乘赴美开会之际有意识地考察了部分病毒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初步选定了基因工程作为结合我国实际发展分子病毒学的突破口，形成了1981一1983年我担任病毒所所长期间业务指导思想之一。1981年，我写了《病毒与重组DNA》一文，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在高等动物细胞中表达病毒基因和应用病毒作为基因工程载体，后来发展成为病毒遗传研究室的两个主题。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特殊。由于时代的要求，我先后在几个不同性质的单位工作，在生产和科研组织管理上花了大量精力，中间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没有能在学术上做出更多成绩，也没有培养出一个科研梯队，形成一个良好学风，这是我深以为憾的。但是，我有幸取得了基础和应用两方面的经验，经历了科研和生产两方面的锻炼，使我比较容易接受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也许是事物相反相成的普遍真理吧！ 分子病毒学家----侯云德（Hou Yunde  1929年7月13日-）        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随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工作。1958年赴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1962年回国后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工作。1983年晋升为研究员，1984年被评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1984年任病毒所副所长，1985年任所长至今。1986年任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规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1990年被收入英国剑桥和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侯云德同志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近40年，在干扰素及痘苗病毒基因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方面具有突出的建树，为我国医学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干扰素研究     侯云德同志对干扰素的研究是从研究副流感病毒开始的。早在50年代末留苏期间发现仙台病毒有不同的变异株，并证明它对人的致病性；发现该病毒在单层细胞培养上的急性细胞融合现象，并阐明了机理。以后国际上发展为70年代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时，他的有关著述曾受到广泛重视。由于他在科研上的突出成就，原苏联高教部破格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分离了我国的副流感病毒Ⅰ、Ⅱ、Ⅳ型。        70年代初他对我国传统中药黄芪的抗病毒和对干扰素的作用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发现黄芪可以抑制某些病毒的繁殖，可以诱生干扰素，增加NK细胞的活性，促进19S抗体形成细胞的产生sIgA水平，增加二倍体细胞在体外的存活寿命，并在临床上证实黄芪可预防感冒并发现黄芪与干扰素的协同作用。        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同志对人白细胞干扰素的诱生及纯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人脐血白细胞具有较强的干扰素诱生能力，选育出高产病毒株NDV－F系，最终研制成临床级干扰素制剂。1979年他创立了干扰素mRNA在非洲鲫鱼卵母细胞翻译系统，由于操作系统简便而受到当年国际干扰素大会的高度评价，随后被选入著名的《酶学方法》系列丛书。1982年他发表了α型干扰素cDNA克隆与表达的论文，成为我国基因工程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之一。随后他于1983年采用TGATG序列成功地使融合的α1型干扰素蛋白，1984年他在研究重组干扰素基因表达载体的研究；1987年他和他的学生组建成温控型的原核高效表达载体pBV220系列，现已在全国普遍推广。1990年又组建成带有原核增强子样序列的pBV320系列通用型高效表达载体。经过10余年的持续努力，他研制出包括α1b、α2a、α2b、γ等亚型的基因工程干扰素系列产品，其中重组α1b、α2a型干扰素已于1992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重组α1b型干扰素是国际上独创的一类新药产品，也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多肽药物，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副作用低的优点；因此获得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获得的基因工程产品新药证书已有5个。         近年来，他又在干扰素基因的改造、导向干扰素的研制、妊娠干扰素及中国人基因组干扰素等位基因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1992年他发现并克隆与表达了中国人α1型干扰素基因的2个新等位基因，进而证明新发现的α1c/d型基因在一部分中国人中占有优势；1987－1992年他先后经基因改造获得活性有明显改善并具有应用前景的α1/86D干扰素突变体及γ干扰素与上皮生长因子融合蛋白，1992年他克隆并表达了可能与生殖生理有关的中国人ω干扰素基因，1992年研制成一种具有肿瘤细胞导向性的脑啡肽干扰素。这些工作使我国干扰素研究能够密切跟踪国际前沿动向，并有所创新。由于他在我国基因工程干扰素方面的开拓性贡献，曾连续两届作为中国的代表当选国际干扰素协会理事。        2.痘苗病毒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痘苗病毒是最大的动物病毒，它的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是当今病毒学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在理论和应用上均有重要意义。早在1984年他就构建了我国痘苗病毒疫苗株（天坛株）的基因文库，经10年努力，现已全部完成该病毒全基因组（189,274kb）的测序与分析，这是国内完成的目前最大的一个生命体的完整基因组序列，并有多项重要发现。1985年他在英国《普通病毒学杂志》上首次报道了痘苗病毒基因组的HindⅢP片段，补充更正了国外学者的结论，随后被国外其他学者所证实。1989年他发现痘苗病毒血凝素是免疫球蛋白超家庭的新成员，这是已知功能的一个病毒蛋白属于该家庭的首例报道。该工作首先被英国牛津大学的同行所验证并由该校研究免疫球蛋白超家庭的权威Williams博士推荐给美国《实验医学杂志》免审发表。随后有关的国际权威科学家如研究痘苗病毒的Moss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病毒免疫学的Oldstone博士(美国Scripps Clinic研究基金会)以及研究HLA分子结构的Wiley博士（哈佛大学）先后来信肯定了该项发现并作出高度评价。以后英国和美国学者在该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痘苗病毒及其他痘苗病毒蛋白中发现了更多的免疫球蛋白超家庭成员。该项研究成果被认为对病毒的起源与进化及病毒与宿主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并且是这一方面的前驱性著述。1990年他又发现痘苗病毒   HindⅢK片段编码一种丝氨酸蛋白酶抑制蛋白，该蛋白可能与痘苗病毒的毒力有关。1992年他又发现我国痘苗病毒疫苗株与国外哥本哈根株的基因组序列在侧翼区存在较大差异，为比较和阐明痘苗病毒的毒力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他所领导的我国痘苗疫苗株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3.其它医学病毒基因组的克隆和分析        他从我国妇女性疣组织中分离克隆了一株人乳头瘤病毒6型，经测序鉴定为国际上的一个新变种；他阐明了慢性宫颈炎的病毒病因，并证明乳头瘤病毒16型、单纯疱疹病毒2型和巨细胞病毒与慢性宫颈炎的发病有密切关系；单纯疱疹病毒2型基因组的基因文库。在实验室又研制成多种基因工程细胞因子和淋巴因子，并大力促进我国基因工程产品的产业化。         侯云德同志在国内外杂志上先后发表科学论文250余篇；主要著作有7部，部级以上全国性的成果有14项。他于1981年编著了《干扰素及其临床应用》一书，这是我国干扰素研究方面的第一部论著，该书既有理论深度，又密切联系临床实践，还概括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曾被评为1978－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他1985年主编的《病毒基因工程原理与方法》一书，是中国学者根据国内经验编写的第一部基因工程技术专著，对于推动基因工程技术在我国医学病毒学界的应用起到重要的作用。1990年他编著了专业跨度极大的《分子病毒学》一书的全部章节，这部100多万字的专著系统介绍了各科病毒的分子结构与功能，概括了国内外及作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80年代国际上分子病毒学的研究进展，也是我国病毒学界的一部最为全面、系统的病毒学专著。1994年10月第三届亚太医学病毒大会确认他对医学病毒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并授予荣誉奖励。 分子生物学家----洪国藩（Guofan Hong   1939-）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宁波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79—1983年到英国剑桥MRCF.Sanger实验室进修。曾任国家攀登计划生物固氮项目首席科学家、联合国(UNESCO)人类基因组国际科学协调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负责人，英国《DNA Sequence》杂志编委、英国《Trends in Plant Science》顾问编委。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他对我国DNA研究和基因组科学作出了贡献。1978年他发观梯度电场能抵抗核酸分子的扩散。这一发现，导致了凝胶中DNA顺序的可读量增加30％以上；成功地将35SdATP用于DNA测序；提出并完成单链DNA双向测定的方法，从而能直接有效地检定所得的DNA顺序；建立了高温DNA测序体系；提出固氮菌中结瘤调控基因的调控模型；提出并发表了构建大基因组物理图的“快速、精确BAC-指纹-锚标战略”，并用此战略领导完成了重叠群(contig)覆盖率达92％、平均DNA片段分辨率高达120kb的水稻基因组(12条染色体、4.3亿核苷酸)物理图。他的有关DNA研究成果被收录在美国《Molecular Cloning》等权威实验手册之中。     1980年、1992年、1993年分别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二等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6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Medal  Lecture)。  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免疫学家----陈慰峰（Weifeng Chen  1935-）         原籍江苏盐城，1935年11月出生上海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生物学哲学博士学位。北京医科大学免疫学系教授。        陈慰峰教授长期从事胸腺内T淋巴细胞分化研究，首创两类高克隆效应单个T细胞培养系统，揭示出胸腺内T细胞功能发育规律，即免疫功能始显于胸腺皮质型CD4+CD8+中的H-2Khi细胞，经胸腺髓质区分化、发育为功能完全成熟的胸腺迁出细胞；         发现T细胞抗原识别受体(TCR)a，b基因重排及mRNA转录始于CD3-CD4-CD8-(TN)早期T细胞阶段。体外建立小鼠胸腺基质细胞系及克隆，揭示胸腺基质细胞(TSC)经两类信号诱导早期T细胞分化为TCRa,b的处于发育不同阶段的T细胞，包括CD4+CD8+及CD4+CD8-和CD4-CD8+细胞； 粘分子VLA-6及Laminin结合产生的信号，涉及Pre-T细胞分化表达CD3分子； 证明胸腺髓质型细胞，须经胸腺髓质型TSC诱导，经历功能成熟分化，才发育为免疫功能细胞，从事细胞因子基因克隆、表达、纯化及功能研究。发现人多种Cytokine基因3’端非编码区的二级结构特点影响其在E.coli的表达，据此适宜修饰，可提高表达效力。细胞因子生物功能研究，证明IL-10是杀伤T细胞分化因子IL-7诱导早期T细胞表达TCRa,b；IL-4-LAK抑制人淋巴白血病细胞在裸鼠的致癌作用；原发性肾病的发病可能与IL-4产生过多相关，等等。发表论文203篇，其中研究论文169篇，综述论文34篇，主要论文被国际引用630次(SCI统计)。微生物学家----陈文贵（Wengui Chen  1902-1974）   四川永川人。1929年毕业于成才华西协和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四川医学院教授、副院长、30年代初研究了疫苗血清制造技术，为中国生物制品的制造积累了经验；进行了鼠疫调查和防治工作；30年代中期，被聘为国际卫生组织公共卫生视察员，赴印度及南洋一带考察鼠疫防治措施；40年代初，率队前往中国湖南常德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实地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以大量科学根据，判明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细菌战的事实；50年代，调查、揭露与控诉了美国国侵战使用细菌的罪行，荣获朝鲜授予的二级国旗自由勋章。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微生物学家----王善源（Shanyuan Wang  1907.11.11～1981）  原籍福建福州，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29年毕业于荷兰莱登大学医疗系，193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物理数学系，1948年毕业于英国伦敦EMI学院电子仪器系，先后分别获医学博士、物理学博士和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专长医学、物理学、数学、电子学、化学，研究工作涉及很多学科领域。尤其在医学生物物理方面造诣颇深；曾亲自赴云南、河北小五台山、山西五台山和大同等地开展肺结核和肿瘤方面的现场实地调查工作；为了研究宇宙辐射与肺结核、肿瘤的关系，先后两次登上五台山，在海拔2400－3000米的高山上从事实验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实验室所得不到的宝贵材料。  1957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微生物学家----汤飞凡（Feifan Tang  1897-1958） 1897年7月23日生于湖南醴陵县。1958年9月30日卒于北京。1914年考入湘雅医学院，1921年毕业并获得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和工作。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1929年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1935年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命到昆明重建中央防疫处并被任命为处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继续在北平任中央防疫实验处处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主持组建了我国最早的生物制品质量管理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1951年任中国菌种保藏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第七届国际微生物学大会上，被选为国际微生物学会常任理事。 汤飞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开始用物理学的方法研究病毒性状，用离心和过滤的方法研究疱疹、牛痘等病毒，给当时病毒是否为生物的观点的争论以肯定支持。他是最早研究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支原体的微生物学家之一。1925年他在研究疱疹病毒的嗜神经性和疱疹脑炎和免疫反应的关系时最早观察到单纯疱疹的潜伏感染。曾研制出一系列孔径大小不同的醋酸火棉胶滤膜，用来测定葡萄球菌噬菌体和多种病毒的大小。40年代在国内首次报道了鼠疫斑疹伤寒的地方流行，出血性黄疸钩端螺旋体和伊氏锥虫。1954年重新开始搁置了30年的沙眼病原研究。1955年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无可争辩地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他所创建的方法被广泛采用，后来许多类似的病原被分离出来，一类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特殊微生物——衣原体陆续被发现，他是迄今为止发现重要病原体,    并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唯一的中国微生物学家。由于沙眼病原的确认，使沙眼病在全世界大为减少。1982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眼科学大会上，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追授给他金质沙眼奖章，随后，他和他的共同工作者因成功地分离了沙眼衣原体而获得我国科学发明奖。 汤飞凡对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后两次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央防疫处，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生物饲养场。汤飞凡是一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和人民，毕生献身科学事业的正直的科学家。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见力，因此他能大胆怀疑前人的结论，并用自己的实验否定前人的错误学说。在沙眼衣原体研究中，他为了证实病原，竟两次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最具体的表现了为人类健康勇于献身的崇高品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称汤飞凡是“他的国家的科学公仆”，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名顽强的斗士”并断言：“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1958年因不堪无辜受辱非正常死亡。微生物学家----魏曦（Xi Wei  1903．12．25-1989．5．20）  湖南巴陵（今岳阳）人。1921—1925年先后在雅礼、金陵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学习。1933年上海医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入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3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1939年回国。历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大连医学院教授兼系主任，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副所长、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人畜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民盟第二至四届中央委员、顾问。 长期致力于回归热螺旋体、支原体的研究，为中国人兽共患病和微生态学学科奠基人。30年代培养出斑疹伤寒立克次疫苗，获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奖励；对“二战”期间滇缅英军中流行的“不时热”经确证为恙虫病，获哈佛大学考察团授予的战时学术性功绩勋章；抗美援朝期间从美军投掷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和中国国务院奖状；50年代提出了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调的概念并率先开发了生态制剂，促进了“微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从事诸多动物源病——人兽共患病调查研究，在中国首次判定弯曲菌。主编有《钩端螺旋体病学》、《医用立克次体学》等；撰有《“促菌生”在菌群调整疗法中的作用》等论文100余篇。 医学微生物学家----谢少文（Shaowen Xie  1903．9．15-1995．7．20）  又名绍文，1903年9月15日生于上海，1995年7月25日卒于北京。1921年入湖南湘雅医学院，1926年获博士学位。当年受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助理住院医师，1930年升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及传染病学讲师，同时在细菌学血清学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后担任该实验室主任。1932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1936年回国任细菌学教授。1941年到天津女医院工作，1945年任北平中央防疫处技正，1948年任协和医学院细菌科主任教授并主持临床细菌学和血清学检验工作。195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所长，1959年任首都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主任. 1962年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谢少文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和免疫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微生物学报》和《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主编。曾被接受为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和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早年从临床需要出发，研究过多种传染病的病原，包括细菌、病毒、疟原虫、立克次氏体及其致病产物。在立克次氏体研究方面贡献尤多。1934年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出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为后来制备疫苗起了重要作用。改进了多种病原细菌的鉴别培养基，发展了结核菌的快速培养法。50年代开始，他紧跟国际上飞速发展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开始将他的研究从血清学发展成免疫学的理论。为后来我国开展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调节网络”研究开辟了道路。分子生物学家----陈竺（Zhu Chen  1953-）陈竺，男，江苏镇江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内科学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卫生部和上海市人类基因组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民族基因组研究项目两协调人之一，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人基因研究组织（HUGO）成员。国务院首批有突出贡献科学家津贴享受者。1981年获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附属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89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附属圣·路易医院博士后。主编有《分子生物学与疾病》、《血液细胞图谱》2本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儿童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维甲酸诱导分化早幼粒细胞的白血病细胞分化的分子机制》等论文158篇，发表的论著被国内外文献引证500余次，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7月陈竺教授回国后，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牵头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863高科技项目以及欧共体项目等20余项，科研经费超过1000万元，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国内外享有一定声望的青年学者。 陈竺教授首创了国内血友病分型，血友病甲携带者检测和遗传咨询，为我国出血疾病研究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分子免疫学研究领域，对人类细胞受体基因的结构和表达进行了创造性研究，发现了数个γ链基因可变区新成员（包括一个新的家系），报道了人群中Vγ区的整体多态性，揭示了人类细胞受体基因在人类淋巴细胞中重组表达的规律。在白血病癌基因研究方面，他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伴Ph染色体急性白血病中RCH-ABL重组的分子模型，自行克隆了早幼粒白血病中染色体异位t（15：17）和t（11：17）所形成的融合基因PML-RARa，PLZF是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克隆的基因，亦是我国学者在国内自行发现的第一个人类疾病相关基因。上述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高度评价，目前他作为二主持人之一负责我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引进了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容量最大的酵母人工染色体基因库（YAC），并在国家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向全国及东亚地区开放的中法合作YAC筛选中心，这项关系到整个生命科学发展的跨世纪工程，将有力推动我国科学水平的提高。 兼职 1984年起任国际血友病联盟成员。 1994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委员第五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1994年起任中华医学会第21届理事。 1994年起任复旦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遗传科学中心副主任。 1994年起任上海生命科学副主任。 1994年起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 1994年任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励基金理事会理事。1994年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第32届上海市医学会血液学会委员会委员。 1994年任《中华医学遗传学》第三届编 辑委员会委员。 1995年国家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 步第四届评审委员会委员。 1996年起任中国科协常务委员。 1996年特聘为上海科技城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 1996年被聘为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四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199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1997年任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名誉教授。   199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7年任中国遗传学会人类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7年任市科协副主席。 1997年任863计划、“九五”重大项目“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研究”责任专家。1997年任《LEUKEMIA》杂志编委。1997年起任《中华医学》杂志编委。1997年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特邀编辑。                奖励     国内 1989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先进。 1989年市卫生系统银蛇奖一等奖。 1990年霍英东基金会授予青年教师基金 19000美圆。 1991年获市劳模。 1991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其留学回国后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1年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1991年国务院决定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1991～1992年度国家科委“863”计划先进工作者三等奖。  1992年全国优秀卫生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  1993年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1993年市首届中青年医学技术之最。  1993年获上海市高教十大精英称号。  1993年市科技精英提名奖。  1994年市卫生系统最高荣誉——上海医学荣誉奖。  1994年二医大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1994年第二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生命科学）。  1994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199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证书。  199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1995年二医大优秀科技工作者。   1995年市科技精英。   1995～1996年度市五好家庭。   1996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国际  1997年法国最高奖——卢瓦兹奖。   陈竺院士荣获第二届青年科学家奖（生命科学）证书                 科研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的机制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第六次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PHI染色体相关白血病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PHI染色体白血病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奖。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肿瘤相关基因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人类白血病分子机制研究及其临床应用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血浆因子Ⅷ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获首届中国青年科技成果博览会金奖。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t(15:17)染色体易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第二届上海科技博览会金奖。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研究获首届上海科技博览会优秀奖。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染色体易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获第一届上海青年科技博览会金奖。